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尼·列宁）的革命活动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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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萨马拉迁往彼得堡

　　为了从事革命活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893年秋从萨马拉迁往彼得堡。^[1]他在1891年就已经在大学里通过了毕业考试。萨马拉不能为他提供广阔的活动天地，那里为他提供的精神食粮也太少了。凡是能在萨马拉所能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他都已经在那里完成了。^[2]
　　既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完成了大学学业，那末，为什么他没有从1892年秋天就离开而又在萨马拉留了一年呢？
　　我对这个问题所能作出的答复是：他是为了母亲的缘故而留在那里的。
　　我在叙述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时就已经说过，不论是他或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尊敬并热爱我们的母亲。所有知道她的人，都为她在忍受自己的重大不幸时表现出来的刚强意志感到惊异。她的孩子们当然更感觉到这一点。大弟弟的牺牲是一个最不幸的事件，但这个不幸也没有把她压倒，她表现出巨大的意志力，极力忍住眼泪和悲伤，跟以前一样，甚至比以前更多地关心孩子们，因为在丈夫去世后，她只能一个人来关心孩子们了。
　　母亲尽她的一切可能不让孩子们青年时代的生活蒙上阴影,使他们能以开创自己的未来，建立自己的幸福……她是了解他们的革命抱负的。
　　母亲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她为孩子们树立了极好的榜样，因此孩子们都想使她得到比以前更多的生活上的慰籍，减少她的忧伤。而就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学毕业那一年，家里又遭到了新的不幸：他的妹妹奥丽珈在彼得堡患肠伤寒症去世了。那年春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恰好到彼得堡参加前半部分的考试，他只好把妹妹送进了医院（不幸的是进了一家很糟糕的医院），后来，在她病势恶化时，就拍电报要母亲去。在开头最悲痛的那些日子里，只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个人呆在母亲身边，他陪同母亲回到萨马拉家里。他看到了母亲在这一新的打击下怎样表现出坚强的精神，首先是她对别人的关怀。
　　母亲虽然极力抑制住自己的悲伤，但毕竟还是深深地感到痛苦。奥丽珈是一位天资卓越、精力充沛的好姑娘。^[3]
　　1890年秋，奥丽珈到彼得堡去进高等女子学校读书。当时在喀山和萨马拉都没有这样的学校，而她是渴望求学的。在学校里，她在第一年就显示出自己丰富的学识和卓越的工作能力，她的女友季·巴·涅甫佐罗娃—克尔日札诺夫斯卡娅、托尔冈斯卡娅和已故的阿·亚·雅库波娃^[4]都说她是一位杰出的姑娘，是她们班上的核心。女友们碰到疑难和不懂的功课都去问她，她在病中还给她们讲解化学和别的要考试的课程，因而加剧了病情。奥丽珈也探索过社会活动的途径。因此，毫无疑问，她是会成为一位杰出而忠诚的女革命家的。妹妹去世后，只有一件事能稍稍减轻母亲的悲痛，那就是其余的孩子能在她的身边。因此沃洛佳又在萨马拉家里留了一年。
　　但是到了这一年的冬末，他有时已经感到十分苦闷了：他渴望到更活跃的中心城市去，到革命活动的广阔天地中去，因为那个时候萨马拉只是从西伯利亚这个流放地通往思想界的中心——两个首都和大学城市的一个车站而已。
　　我还记得，我同沃洛佳就这年冬天契诃夫在一份杂志上发表的新作《六号病室》作过一次谈话。总的说来，沃洛佳很喜爱契诃夫的作品。他谈到了这篇小说的天才构思和他所获得的强烈印象，并用下面这番话十分深刻地形容他的感受：“当我昨天晚上读完这篇小说时，我简直觉得可怕，我无法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就起身走了出去。我感到好象我自己也是被禁锢在六号病室里一样。”当时已经是深夜了，大家都已回到自己的卧室里或者已经睡了。他找不到可以谈心的人。
　　沃洛佳的这番话向我揭示了他内心的秘密：对他来说，萨马拉已经成了“六号病室”，他就象契诃夫笔下那个不幸的病人一样急于离开那里。他毅然决定就在第二年的秋天离开这个地方。但是他不愿住在莫斯科，而当时我们全家同即将进入莫斯科大学的最小的弟弟米嘉则准备到莫斯科去。他决定住在更为活跃的思想中心同时也是革命中心——彼得堡。那时彼得堡人是把莫斯科称作大乡村的，在那些年代里，莫斯科还带有不少的外省风味，而沃洛佳那时已饱尝了外省生活的滋味，已经感到十分厌烦了。加上他想要在工人中间建立联系，认真地从事革命活动，大概，这也使他宁愿一个人生活而不住在家里，因为这样就不至于连累家里人了。
　　这年深秋，我们在莫斯科安顿好之后，我同母亲一起去彼得堡看望沃洛佳。母亲这次去还有一个目的：给他买一件冬天穿的大衣。沃洛佳在添置日常生活用品方面一向很不在行，他不会也不喜欢给自己买些什么东西，这些事通常是由母亲，后来则是由我来料理的。在这方面他完全象父亲，父亲总是由母亲替他挑选衣料、定做衣服的。父亲和沃洛佳都一样，对衣着毫不讲究，用惯了的东西，好象也从来没有主动提出要更换过。沃洛佳在这方面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完全象父亲。

2．新的交往和联系

　　来到彼得堡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渐渐地结交起朋友来。他做得很谨慎，因为他知道，他是亚历山大·伊里奇的弟弟，当局在警惕地注视着他。他也看到，有些青年人常常因为随便乱讲话而受到了惩罚，结果一事无成。他从来不务空谈，他要把自己的知识和工作交给他认为一定能完成革命的那个阶层，即工人阶层。他寻找这样一些人做朋友，他们跟他持同样的观点，他们也认为，革命的完成不能期望似乎具有社会主义情绪，似乎具有祖先那种共产主义信仰和习惯的农民；同样不能期望具有献身精神、准备牺牲生命，但是单枪匹马地去干的那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寻找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也跟他一样，坚信俄国革命将由工人阶级来实现，否则就根本没有革命（普列汉诺夫语）。这样的人，也即社会民主主义者，当时只是少数。多数怀有革命情绪的受过教育的人都持民粹派和民意党的观点，但由于组织己遭破坏，无所事事，所以很少有人积极行动，大都是空喊一阵和发表一通议论完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尽力远远避开这种知识分子的清谈。警察机关和当局当时认为民意党人是更为危险的，因为他们采取暴力，拼死进行暗杀活动，不惜搭上自己的生命。同他们比较起来，社会民主主义者以在工人中间进行和平宣传为目的，他们的危险性就小些。警察司司长兹沃梁斯基曾经说过：“这一小批人，要说在什么时候能起作用的话，那得在五十年之后。”
　　社会上对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看法也大致如此。当时既然象米哈伊洛夫斯基这样的思想界的领袖也不懂得马克思的观点，也看不到（或者抹杀掉）它的革命意义，那怎么能期望广大阶层的群众懂得呢？几乎谁也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关于社会民主党人的概念，主要是来自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合法议会活动。当时的俄国连议会的影子都没有，因此，在那些没有耐性的、急于进行革命活动的青年看来，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简直是给自己挑选了一份安闲的差使：读读马克思的著作，等待着自由的曙光在俄国上空冉冉升起。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客观态度，说得好听一点，只不过是迟钝和老年人远虑的遁辞,，说得难听一点，则是为利己主义者的利益掩饰。从苦役和流放地回来的、对青年人有威望的老一辈革命家，也是这样看待马克思的俄国学生们的。这些革命家在青年时代热情奔放、英勇无畏地同强大的专制制度进行过斗争，他们曾经丢下书本，唾弃文凭，跑到人民中间去……他们怀着忧虑和不理解的心情注视着这新一代的少年老成的青年，因为这些青年人竟认为，在专制制度下一切毫无进展、人民依然处于水深火热境地的时候，可以埋头攻读厚厚的科学巨著。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冷漠无情的表现。他们打算用涅克拉索夫的诗句来形容这些青年：

　　一个真正的公民，
　　决不对祖国冷漠无情。
　　只有那种责备最伤他的心……

　　每个时代都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而老一辈的代表人物，不太理解在业已改变了的社会条件下开始思考问题的青年人的理想和抱负，这种情况是常有的。如果说俄国的政治条件依然如故，那末经济条件已开始发生了激烈的变化：资本主义占据的领域愈来愈大，可以愈来愈清楚地看到我国将经历与西方同样的发展进程，我国的无产阶级也将与西方一样，成为革命的领导者。而那些支持陈旧的民粹派观点的人，由于不懂得问题不在于某个人的冷漠态度和某个人的恶意，不懂得发展进程就是如此，以及用任何献身的热情去反对这一进程都属枉然，因此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盲目追随西方的做法，要想把所有的农民放进工厂的锅炉里去受煎熬。他们确信，农民在本质上具有共产主义的观点，因而他们能够避免资本主义这条艰辛的道路，因为资本主义，特别在它的初期，是会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和痛苦的。他们通过瓦·沃·（沃龙佐夫）、
　　尤沙柯夫和其他民粹派分子之口说：“最好不要资本主义”，并力图找到证据来说明这种“最好”是有可能实现的。他们恨马克思主义者，就象不懂得必须施行某种手术的人恨医生的冷漠无情一样，认为医生让病人经受手术的痛苦而无动于衷，不去设法“最好”避免这种痛苦。
　　对这种“最好不要资本主义”的善良愿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一时期的各次演说中，以及在主要是批判民粹主义的初期著作中，都曾加以尖刻的讥评。读者可以看一看上面提到过的他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文，它最好地说明了伊里奇这一时期的观点。这篇文章当时曾用油印机复印过，这些油印本简直被青年们读烂了。
　　1893年冬，还在这些油印本出现之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在莫斯科发表过批判民粹派的演说。这件事发生在他回家探亲的圣诞节假期。节日里通常要举行各种晚会。就在一个大学生的寓所举行的晚间座谈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言驳斥了民粹派。这一次他主要是同著名的民粹派作家瓦·沃·（沃龙佐夫）进行论战。^[5]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同瓦·沃·见过面，因而不知道他发言驳斥的是谁，后来甚至对那个领他来参加晚会的朋友^[6]生了气，怪她没有告诉他，谁是他的论敌。他的发言充满了他所特有的非凡勇气，以其丰富的知识为依据，有极大的说服力，引起了全体与会者的重视。对方的拥护者感到这位不知名的青年人十分傲慢无礼，所有怀有马克思主义情绪的青年们则对这一意外的支援极为高兴。他们感到遗憾的是这位陌生人在批驳瓦·沃·之后就迅速离开了会场。后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责备自己，因为他被瓦·沃·发表陈腐观点时的权威口吻所激怒，竟在公开的场合暴露了自己。不过这次晚会进行得很顺利，因为逢年过节，莫斯科的警察局也爱庆祝一番，而且后来谁也不知道伊里奇姓甚名谁，大家都叫他“彼得堡人”。他的发言对莫斯科的青年人有巨大的意义：他在发言中向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阐明了许多问题，给予他们支持，推动他们前进。
　　就是在彼得堡，这年冬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结识的人也不多。他同集合在克拉辛兄弟^[7]（他是通过下新城同他们建立联系的）周围的工艺学院学生小组交往，接着又认识了几个有觉悟的工人积极分子，如巴布什金^[8]（1905年革命后在西伯利亚遭枪杀^[9]）和瓦·安·舍尔古诺夫^[10]。舍尔古诺夫早已失明，现在还在莫斯科讲述自己的回忆。^[11]他认识了几个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著作家，如彼·伯·司徒卢威^[12]、亚·尼·波特列索夫^[13]；共同反对民粹派的斗争使伊里奇同他们接近起来。顺便说一下，波特列索夫在后来，在《火星报》工作时期，一直到1903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生分裂为止，还是他的最亲密的同志之一。但在同司徒卢威一起抨击民粹派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比别人更早地觉察到了他那种非革命者的异己的弦外之音。他不是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得出全部结论，而是停留在纯粹合法的、经院式的、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上。他从司徒卢威身上嗅到了未来的立宪民主党人的味道，立即就在一篇用克·土林为笔名的文章^[14]中猛烈抨击这种有害的倾向。这篇文章刊登在波特列索夫于1895年出版的《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的文集里。这本文集未能象以前普列汉诺夫用别尔托夫的笔名出版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那样通过书报检查。奥妙的书名使普列汉诺夫那本激烈抨击民粹派并明确阐述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观点的书免于灾难。而这本《资料》文集虽然收入了几篇枯燥乏味尽是数字堆砌的文章，却因刊登土林一文而遭了殃，被焚毁了。只有几本书被抢救出来，因此，当时只有少数人读到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篇文章。
　　这样，书报检查机关很快就看出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民粹派革命家中的某些人也开始了解到这种区别，发觉他们的论敌——社会民主主义者，其实也是革命者，不能把他们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混为一谈。后者虽然弄明白了俄国在“向资本主义学习”（司徒卢威《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这本书上的题词）的事实，却没有从中得出必须同现有制度作斗争的任何结论。青年民意党人过去是不承认我们团体的作用的（我们从上一章中看到，亚历山大·伊里奇和他的同志们在1887年时就不承认我们的团体），现在他们中间有些人也开始更靠拢社会民主主义者，因为他们确信，社会民主主义者不仅不反对政治斗争，而且高举着政治斗争的旗帜。这样，在彼得堡有印刷所（拉赫塔印刷所）的民意社分子，主动地向社会民主主义者提出承印其传单和小册子。他们认为，两派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社会民主主义者面向的是工人，而不是社会的其他阶级，但这个派别也是革命的派别。拉赫塔印刷所承印了弗拉基米尔写的许多传单和他的小册子《谈谈罚款》^[15]，第二本小册子《谈谈罢工》在印刷所査封时被搜走并销毁了。
　　不过这已经是后来的事情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彼得堡过了第一个冬天之后，1894年的夏天，他是同我们一起在莫斯科近郊库兹明基度过的，那儿离库尔斯克铁路的柳勃利诺车站不远。那时他不大与人往来，读了许多书。他常同弟弟妹妹在附近散步作为休息，并帮助他们掌握了社会民主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在莫斯科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中，他会见了米茨凯维奇^[16]（早在下新城时他们就认识了），还有甘申和马斯连尼科夫兄弟。这些同志承担了印刷他的《什么是“人民之友”……》的稿本的工作，这个稿本是1894年秋在莫斯科和彼得堡油印出版的。^[17]
　　记得我没有来得及读他评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手稿本，后来在莫斯科时还找过那部手稿呢。
　　要找到它可不容易。因为米哈伊洛夫斯基反对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演说激怒了好多人，在莫斯科传阅着几种手抄的或自己印刷的答复他的文章。公开刊印这些答复文章是不可能的，这也激起了对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愤懑，因为他所攻击和诽谤的是被封住了嘴的人。有人跟我谈起过两三篇答复文章，他们边谈边议说：“有—篇的论据更为充分，只是措辞太过火了”。我连忙问道：“举个例子，哪些措辞？”“喏，例如，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处境大为不妙”。我已经完全断定，这篇文章一定出于沃洛佳的手笔，便说：“就请把这篇文章拿来给我看看吧”。后来，对于我能准确无误地据以断定他的作品的那个特征，我和他还笑过一场呢。

3．同“经济派”的斗争

　　除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必须同所谓的“经济派”作战。“经济派”这个派别否定工人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反对在工人群众中间进行政治斗争的鼓动工作。它是着眼于工人们的日常需要的要求而去接近大多数仍然相信沙皇，并在政治上极不开展的工人这种正常的自然愿望的产物。这里说的是必须唤醒这些群众的初步作法，就是要使他们产生维护自己尊严的愿望，使他们认识到只有联合和团结起来才能找到出路；认识到应当促进这种团结。而联合只能基于直接的可以看得到的需要的要求之上才有可能，这首先就是要反抗来自工厂主方面的压迫。例如，号召他们起来反对过长的工作时间，反对用种种欺骗手段削减工资，号召他们要求在午膳时间供应开水，要求在星期六提前下班以便去洗澡，要求废除不合理的罚款，解雇盛气凌人的工头等等。这种号召是最无知识、最不开展的工人都能理解的。
　　当他们在这些日常需要的要求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时，就学会了和衷共济、坚决一致地为保卫共同利益而斗争，这一斗争的成功则使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力量而更加团结起来。头几次罢工的成功——提出的要求越低、越合理，就越容易得到满足，就能鼓舞并推动他们前进，这比任何鼓动更为有力。生活条件获得改善也使他们有更大的可能和更多的机会从事学习，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因此，所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接近工人群众时，都是从经济要求出发开展鼓动工作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草拟的传单，也指明了这个或那个工厂工人们提出的最迫切的要求，因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用和平手段无法使工厂主答应满足工人的要求时，就提议举行罢工。一个企业罢工的胜利往往促使其他企业也釆用这种斗争方式。^[18]
　　那个时期是从人数不多的小组学习过渡到群众工作的时期，也即从宣传过渡到鼓动的时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是主张进行这种过渡的人之一。对宣传和鼓动之间的区别，恐怕要算普列汉诺夫说得最清楚了。他说：“宣传是给予一小群人许多观念，鼓动则是给予群众一个观念”。
　　但是，如果说最初接近极不开展的工人，就必要性而言，应当从他们切身的经济要求入手，那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一开始就比任何人都更明确地指出，这只能限于开始的阶段，至于政治觉悟，则应当从第一次谈话和散发第一批传单起就加以提高。我还记得，在1895年深秋他被捕前不久，我又一次到彼得堡他那里去的时候，曾经同他谈过这个问题。
　　在谈到文化程度更低的莫斯科工人时，我说：“怎样同毫无知识的工人去谈政治呢？他们把沙皇看作第二个上帝，就是拿几张提出经济要求的传单也是前怕狼、后怕虎的。谈政治只会把他们吓跑”。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向我指出，问题全在于如何去接近他们。
　　“当然罗，要是马上就谈到反对沙皇和现有制度，那只能把工人吓跑。但是，要知道，整个日常生活是同‘政治’交织在一起的。警察、警察局长和宪兵作威作福，在同工厂主发生任何冲突时，他们必然为工厂主撑腰，还有所有当权人物对罢工持什么态度，这一切都会迅速地表明，他们是站在哪一边的。在传单和文章中每次都要提到这一点，要指出当地的警察和宪兵扮演的角色，这样，已经逐渐引导到这方面去的思想就会深入下去。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就要强调这一点，别让他们产生错觉，以为只要同工厂主斗就能得到什么东西。”“举例来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下去说，“新劳工法（它涉及的是什么，我现在已记不清楚了。——安·叶·注）公布了，应当加以说明，指出那里有多少是为工人说话，有多少是为工厂主说话的。就在我们即将出版的报纸里，我们将刊登一篇《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的文章^[19]作为社论。它要向工人指出，我国的立法是什么，它维护谁的利益。我们有意谈大臣们，而不谈沙皇。但这篇文章是政治性的，每一号报纸的社论都必须这样，使报纸能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这篇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执笔的文章，确实编排在《工人报》^[20]的创刊号上，但这号报纸当时没有问世，大家知道，1895年12月9日沃洛佳和一些同志被捕时，它被搜走了。我看过这篇文章以及供当时准备出版的《工人报》创刊号用的其他稿件。用油印机印报纸是很费劲的，要作很长时间的准备。我记得这篇文章辛辣地嘲弄了大臣，它写得非常通俗而且富有战斗性。
　　我所以把这件事谈得特别详细，是为了指出，当时许多有“经济主义”倾向的人，后来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时也写过经济题材的传单这一点替自己辩护，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号有一篇未曾付印的政治性社论的报纸遭到査封，紧接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四年多时间失去自由，这就为那样的辩护提供了某些条件。然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出狱后流放前的短暂逗留时间里，以及在狱中和流放地，在这方面的态度是异常明确的，足以证明不能把“经济主义”的罪过加在他的身上。只要回想一下他从流放地寄出的那份反对库斯柯娃《信条》^[21]的抗议书就够了。
　　这个鲜明的政治方向是伊里奇一开始就具有的。它是正确理解马克思学说的结果，它也是符合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劳动解放社”、特别是该社的奠基者普列汉诺夫的观点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过阅读普列汉诺夫的著述很好地了解他的观点，不仅如此，1895年夏列宁到国外去的时候，还亲自同他会过面。这次出国，公开的说法是患肺炎后去国外休养和治疗，而暗中则是为了同“劳动解放社”建立联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次旅行感到非常满意，而旅行对他也有重大的意义。普列汉诺夫在他的心目中始终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同阿克雪里罗德^[22]在当时就结成了很好的朋友。回国后他告诉我们说，同普列汉诺夫虽然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但相当疏远，同阿克雪里罗德则建立了十分亲密友好的关系。对他们两人的意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都非常重视。后来他从流放地把自己的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23]寄给他们去印刷。当我把老头们对这本小册子的好评转告他后，他写信给我说：“他们（老头们）对我的作品表示赞同，这是我所能想彖的最宝贵的东西了。”同他们两人会面后，他更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建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政党的道路。
　　回国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莫斯科家里谈了许多有关这次旅行和会谈的情况。他显得特别满意和活跃，甚至可以说是兴高采烈。这主要是由于顺利通过国境带回来一批秘密书籍的缘故。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知道，由于家庭情况的关系，当局对他的监视是特别严密的，所以本来不打算随身携带什么违禁物品。但在国外时他到底忍耐不住，因为诱惑力太大了，于是就带了一只夹底箱子回来。这是当时通常运送秘密书刊的方法，书刊就装在夹底中间。这件活计是在外国的作坊里做的，做得精巧而又细致，但这种方法毕竟是警察当局非常熟悉的。唯一的希望是警察不要检查每只箱子。可是偏巧，在海关检查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箱子被翻得兜底朝天，不仅如此，他们还在箱子底部拍拍打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知道，有经验的海关官员能够用这种方法断定是否有夹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告诉我们说，他以为自己已经出事了。但结果却顺利地把他放行了。他在彼得堡寄放了箱子，箱子也在那里顺利地拆开了。这件事使他大为高兴，他就是带着这种心情到莫斯科家里来的。

4．监视和逮捕

　　当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完全可能并没有猜错：夹底的秘密确实被识破了，但是，正如实际情况所表明的那样，出事的人没有立刻被捕，为的是监视大批领取和散发秘密书刊的人，并以此来制造一个大的案件。^[24]
　　到1895年秋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受到了严密的监视。这年深秋我到他那里去（上面已经提到过）的时候，他曾跟我谈到这件事。他说，万一他被捕，不要让母亲到彼得堡去。到各个衙门去为他奔走，对她来说是特别难受的，因为这会使她回想起为大儿子奔走的情景。那次到彼得堡去时，我在弟弟那里认识了瓦·安·舍尔古诺夫，当时他还是个年轻力壮的工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跟我谈过他几次摆脱密探的情况。他的视力很好，腿脚灵便；他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时常高兴得哈哈大笑。记得他的故事确实是饶有兴味的。有个故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一个密探死死地盯住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伊里奇怎么也不愿意让密探跟踪到他要去的住宅，但却怎么也甩不掉这条尾巴。伊里奇不断注视着这个讨厌的尾随者的踪迹，发现他躲在彼得堡一幢房子的深深的门洞里。于是他迅速地绕过大门，跑进了这幢房子的入口处，从那里得意地看着那个钉梢的人怎样从躲着的地方跳出来，并因丢掉了他而东奔西窜。
　　他描绘说：“我坐在看门人的圈椅里，那里别人看不见我，而我透过玻璃窗却什么都看得见。我瞧着他那副狼狈相，心里一阵高兴。有个从楼梯上走下来的人，看到我坐在看门人的圈椅里捧腹大笑的样子，还大为惊奇呢。”
　　但是，如果说由于机敏有时也能摆脱跟踪，那末，警察、看院子的（那是当时的门警）和一群群密探毕竟更厉害些。他们终于侦察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他的同志们的踪迹，因为他们要三三两两分头去做各种各样违禁的事。他们要在秘密会议上碰头，到那儿去谁要不带上尾巴是不可想象的；他们要走访工人住宅，这些地方又是受到注意和监视的；他们还要领取和传递秘密书刊，起草、翻印和散发传单等等。他们很少分工，因为工作人员就很少，因此，每个人很快都受到了警察局的注意。后来，除了街头的密探外，还有冒充“自己人”混进小组来的奸细。那时候，牙科医生米哈伊洛夫就是一个奸细，他虽然没有混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工作的那个小组，但也打听到了其他小组的情报。他们还派这类奸细到工人小组中去，此外，当时的工人也还幼稚，容易受骗上当。那时候，干地下工作的人是“活”不长久的，地下工作从1895年秋天才开展起来，而在12月9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他大部分同志就被“消灭”了。
　　这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活动的第一个时期就以入狱而告结束。但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他个人也好，我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也好，都经历了一个重要的阶段。在这几年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民粹派进行了决定性的战斗，他在同各种倾向划清界线的同时，十分明确地显示出他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本质，他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所组成的国外小组建立了联系。而更为重要的是他开始了实际工作，同工人建立了联系。当人们对党在当时俄国的条件下是否有可能诞生还在表示怀疑的年代里，他已作为党的领袖和组织者进行了活动。虽然党成立（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25]）时他己经在流放地，因而没有参加，但党是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在他为彼得堡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政治组织奠定了基础、拟订了出版第一个政治报纸的计划，以及在全彼得堡和莫斯科首批大罢工爆发之后才成立的。

^[1] 列宁于1893年8月31日（9月12日）迁往彼得堡。——编者注

^[2]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
　　“他开始运用马克思的方法研究俄国实际。他的一部分工作是写了评论民粹派作品的文章，这些评论文章后来收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这部著作中，正如有人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部着作已经包含了他以后整个学说的基本原理。萨马拉城有个图书馆，就外省的城市来说这个图书馆是很不错的。他借阅了其中他认为重要的全部书籍。”——编者注

^[3] 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札罗娃在《回忆伊里奇》（1926年莫斯科新莫斯科出版社版第30—31页）一书中接下去写着：“她与沃洛佳在同一年，而且也跟他一样在中学毕业时获得了金质奖章，她在中学读书时深受女友们的爱戴。”——编者注

^[4] 阿波罗妮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雅库波娃（Аполлинар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Якубова，1869年10月7日——1917年？月？日），1890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5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8年被捕并被流放到叶尼塞。1899年越狱并流亡英国。1900年转向经济派。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支持孟什维克的大部分主张。1905年革命后脱离政治活动，后回国，在工人学校任教。1917年病逝。

^[5] 关于1894年1月9日（21日）举行的晚会以及弗·伊·列宁发言的惜况，莫斯科保安局在1894年1月20日（2月1日）向警察司的报告中写道：“出席晚会的著名民粹主义理论奠基人、作家瓦·沃·（瓦西里·巴甫洛维奇·沃龙佐夫医生）以自己的论据驳得达威多夫哑口无言，因而有乌里扬诺夫者（似为被判处绞刑的乌里扬诺夫之弟）起而为后者的论点辩护，此人的辩护极为深刻有力”（《红色文献》杂志1934年第1期［总第62期］第76页）。——编者注

^[6] 玛·彼·雅斯涅娃—哥卢别娃。——安·叶·注

^[7] 格尔曼·鲍里索维奇和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是有名的地下工作者，化名叫尼基提奇，在苏维埃政权时期任外贸人民委员，并曾先后担任过驻法和驻英全权代表，于1926年秋去世。——安·叶·注

^[8]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巴布什金（Иван Васильевич Бабушкин，1873年1月3日——1906年1月5日），俄国工人革命家。1895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6年被捕。1897年被流放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流亡英国，同年回国。1903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雅库特。1905年获释。1905年革命期间领导了赤塔武装起义。1906年1月5日被捕，英勇就义。

^[9] 见讣告《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巴布什金》（《列宁全集》第16卷第360—364页）。——编者注

^[10] 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舍尔古诺夫（Василий Андреевич Шелгунов，1867年8月8日——1939年4月2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894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加入老布尔什维克协会。1924年退休。

^[11] 瓦·安·舍尔古诺夫于1939年去世。——编者注

^[12] 彼得·伯恩哈多维奇·司徒卢威（Пётр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Струве ，1870年1月26日——1944年2月22日），俄国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论家。“合法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19世纪末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脱党，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彻底决裂，加入资产阶级自由派。1903—1905年成为该派组织“解放社”的理论家和组织者。1905年任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是该党右翼领导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十月革命后，先后参加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的反动政府，后来移居国外。在巴黎去世。

^[13]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波特列索夫（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тресов，1869年8月19日——1934年7月11日），1890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6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7年被捕。1898年被流放到维亚特卡。1900年参与创立《火星报》。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6年起是取消派。一战期间持护国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成为孟什维克护国派首领。后反对十月革命。1918年退党，加入了“俄罗斯复兴同盟”。1919年短暂被捕，后获释。1925年起先后流亡德国和法国。1934年在巴黎逝世。

^[14] 指《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着作中的反映）》一文（《列宁全集》第1卷第311—481页）。——编者注

^[15] 《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列宁全集》第2卷第13—52页）。——编者注

^[16]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米茨凯维奇（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Мицкевич，1869年8月6日——1944年9月12日），1893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同年参加革命运动，在莫斯科发起成立“莫斯科工人工会”。1894年被捕。1897年被流放到雅库特。1898年获释。1904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特维尔。1905年12月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07年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竞选。此后短暂脱离政治活动。1914年移居萨拉托夫。1915年起在布尔什维克报刊工作。十月革命后任萨拉托夫苏维埃副主席。1918年起任卫生人民委员会委员。1924—1934年任革命博物馆馆长。1941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44年逝世。

^[17] 这部著作的第一卷在1894年6月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在同年8月和9月出版。——编者注

^[18] 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札罗娃在《回忆伊里奇》（1926年莫斯科新莫斯科出版社版第42—43页）一书中写道：“那些不知名的保护人印发这些传单，教导工人进行斗争，他们的威信越来越高，所以到后来，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被捕，而他组织的协会称作‘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时，各行各业的工人纷纷要求它印发传单，说：‘为什么协会把我们忘了’？”——编者注

^[19] 见《列宁全集》第2卷第65—68页。——编者注

^[20] 这份报纸定名为《工人事业报》。——译者注

^[21] 对自己信念的阐述。——安·叶·注（参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列宁全集》第4卷第146—158页。——编者注）

^[22] 帕维尔·鲍里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德（Павел Борисович Аксельрод ，1850年8月25日——1928年4月16日），早年受巴枯宁影响参与革命运动。1879年加入土地平分社。1883年参与劳动解放社。1900年参与创办《火星报》。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孟什维克取消派领导人，主张取消秘密党，建立合法的“工人代表大会”。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海外书记处成员。一战爆发时持护国主义立场，支持协约国。二月革命后回国，主张与参战国进行和谈。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主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使团团长。十月革命前出访国外，后公开支持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1928年死于柏林。

^[23] 《列宁全集》第2卷第279—302页。——编者注

^[24] 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札罗娃在《回忆伊里奇》（1926年莫斯科新莫斯科出版社版第47—48页）一书中写道：“被捕以后过了三四个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非常担心这个罪证，而在家里人头几次同他在狱中取得联系时，箱子是占了重要位置的。在第一次审讯时就提到这只箱子，但与之有关的痕迹被顺利地掩盖起来了，这一‘罪状’也被其他证据更为确凿的罪状隐没了”。——编者注

^[25]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1898年3月1—3日（13—15日）在明斯克举行的。——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