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名篇《短歌行》中，曹操也曾写道，……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可以说，曹操不止在一个场合，表达了他求贤若渴的态度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

曹操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比如五子良将。

在曹操麾下，除了诸夏侯曹，功勋最卓著的大约要数被陈寿评价为五子良将的张辽等人了。关于五子良将，《魏书》中有这样一段著名的描述：

（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

（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

用大家听得懂的话来说，于禁、乐进出身底层士卒，而张辽、徐晃是从俘虏中选拔上来的（张郃其实也是）。总结一下，这五人的出身并不好，能够列为名将，都是因为曹操知人善任。

五子良将中，张辽和张郃作为经常独当一面的大将，功劳最是显著。然而正好也是这二人，出身最为独特。

在曹操之前，张郃有过两个主君，韩馥和袁绍；而相比于张郃，张辽更是先后在丁原、何进、董卓、吕布麾下效命，加上曹操，算是“四易其主”了。

然而，张郃投降时，曹操却给予了“如微子去殷，韩信归汉”这样超高评价，而且给出最大的舞台，让“德”不足而“才”有余的二张尽情发挥。

而刚刚那段话中最后总结说，从底层提拔上来的太守州牧，更是数不胜数。

这些都说明，在面对“唯才”还是“尚德”这个选择题的时候，曹操几乎是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前者。那么，同样为三国时代杰出政治家的诸葛亮，会作何选择呢？

虽然刘备是蜀汉的开国之君，但要论对蜀汉政治的影响，应该是无出诸葛亮之右的，在人才选拔任用方面，同样如此。

刘备的早逝，使诸葛亮成为蜀汉实际掌舵人

与曹操喜欢述诸笔尖的浪漫主义不同的是，诸葛亮是个“事无巨细皆过问”的实用主义政治家。因此，诸葛亮并没有太多关于人才任用的著作面世，以供我们窥测他的用人方针。

但诸葛亮有一句著名的话，或许值得我们重视：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出师表》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出师表》

这当中提到的费祎、董允，是得以与诸葛亮并列的蜀汉四相的人物，而向宠和董允、郭攸之分别是诸葛亮亲征汉中时，留守成都的军政负责人。

而诸葛亮对前三人的评价只有一句“志虑忠纯”，评价向宠也是把“性（性情，德行）”放在“行（能力，才能）”之前的。那么，这是不是说明，诸葛亮在人才任用的时候，将“尚德”放在“唯才”之前的呢？

无独有偶，在《三国志·蒋费姜传》有这样两段记载：

亮每言：“公琰（蒋琬，字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

亮与留府长史张裔、参军蒋琬书曰：“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李邵）、季常（马良）诸人不如也。

亮每言：“公琰（蒋琬，字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

亮与留府长史张裔、参军蒋琬书曰：“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李邵）、季常（马良）诸人不如也。

姜维和蒋琬，正是诸葛亮心中，分别从军政两个方面继承他遗志之人，诸葛亮死后二人也的确先后成为蜀汉军政一把手。而诸葛亮在评价他们的时候，首先考量的都是“托志忠雅”、“忠勤时事”。

总结一下，蒋琬、费祎、姜维都是诸葛亮生前拟定的蜀汉大业的继承人，向宠、郭攸之、董允分别是留守成都的军政实际负责人。而诸葛亮之所以选择了他们，首先是因为他们“志虑忠纯”、“托志忠雅”、“忠勤时事”，换句话说，诸葛亮在考量他们的时候，是将“德”放在“才”的前面的。

也就是说，在“尚德”和“唯才”时，诸葛亮虽然没有选择单纯选择“尚德”，却是把“尚德”放在比“唯才”更重要的位置之上的。

面对这道选择题，曹操向左，选择了“唯才是举”；诸葛亮却向右，选择了“尚德为先”。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不同的选择呢？

二、 “唯才”与“尚德”背后的秘密

在一般人看来，唯才是举是一个明显的褒义词，是值得赞颂的，曹操也因此名扬千古。但事实上，曹操在当时提出这个方针，却是相当的“叛逆”。

所谓“才”，是指才干、能力，是否能够帮助君王治国平天下；所谓“德”，首先是其个人的德行和操守，在君王看来，忠诚也是“德”的重要体现之一。

自周以来，秦汉以降，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制度已经在华夏大地上稳稳的建立起来。而经过西汉末年的乱世，光武帝刘秀深感忠诚的重要性。

于是，刘秀将周礼和儒家杂糅，通过朝廷指令加以引导，“高风亮节”得到普遍褒奖，“经世传家”出身的士子得到朝廷重用。因此，东汉以来，“德”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而“才”反而退居其次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东汉的士族们影响力在不断扩大。到了东汉末年，士族们的影响力已经相当强大了，他们利用推举“孝廉”的机会，利用“德”为掩护，逐渐扩大士族群体，已经可以对主君反向施加巨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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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早年深受其害。因为出身宦官家族的缘故，曹操一直被士族所轻视。曹操怒杀名士边让，导致根据地兖州士族集体反水，曹操差点丢失了根据地。在荀彧的带领下，曹操赢得了颍川士族的大力支持，这才站稳了脚跟。但颍川士族也在曹操的麾下，扩大着他们的影响力，可以说，这是一个相互选择的结果。

然而强势如曹操，怎能容许他人过多的分享自己的蛋糕。孔融杨修的被杀、荀彧叔侄死亡的扑朔迷离，以及多次下达的求贤令，都是曹操唯恐士族权力过大，而提拔寒门将吏来分散士族们的蛋糕。

由于士族影响力太过于强大，而“德”又操纵在士族们的手中，为了提拔寒门将领，曹操只得强调“才”的关键性，而放弃对“德”的要求，这才是曹操“唯才是举”背后的真相。

而诸葛亮能够采用“德”于“才”先的用人方针，是因为曹操的烦恼，在诸葛亮这里并不明显。

首先，诸葛亮出身于荆襄士族，与荆州上层蔡蒯等士族盘根错节，成为蜀汉丞相之后，他本身就是荆襄士族的代表，能赢得士族们集体的拥戴；

其次，益州本土士族能够对蜀汉施加的影响，远远不如北方和中原士族对曹操政权影响那么大，诸葛亮等人能够牢牢掌控蜀汉的政权；

更加重要的是，蜀汉以汉王朝的正统继承者自居，而现在却偏安益州。面对强大的魏吴，从现实出发，维系属下的忠诚很重要，而恰恰诸葛亮首先考察的都是蒋琬费祎姜维等人是否“忠于汉室”；从政治影响出发，“德”为“才”先，是东汉提倡儒学以来，一脉相承的用人和教化的施政方针，这样也有利于树立其延续东汉的正统性。

加上诸葛亮本人的性格原因（文末链接，此处不详述），“尚德”先于“唯才”的方针自然容易在蜀汉生根落地。

那么，曹操向左，诸葛向右，给曹魏和蜀汉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究竟谁的选择更加明智？

三、“唯才”和“尚德”带来的后果

在《吕氏春秋·长见》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西周建立后，太公望（姜尚）受封于齐国，周公旦受封于鲁国。前往封地之前，他们对于“如何治理国家”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图：姜尚是谁？就是这个老头，你们管他叫姜子牙

姜尚的方针是“尊贤上功”，而周公旦的方针是“亲亲上恩”。姜尚讽刺周公道，你的这个方针会导致鲁国日益衰落。而周公也反讽道，鲁国虽然会衰落但是能长久保住宗庙社稷，而齐国虽强，未来拥有齐国的人却未必是你姜尚的后人。

这个故事未必是真实的，有事后伪造的嫌疑。但“尊贤上功”和“唯才是举”，都是以牺牲“德”的方面，首先考虑其“才”是否能令国家强大；而“亲亲上恩”与“尚德为先”，都是以“德”为先，首先保证部下的忠诚。

也就是说，曹操的“唯才是举”，可以看做是是与齐国姜尚一脉相承的；而诸葛亮“尚德为先”，则可以看做是从周公的初级版本进化而来的。那么，曹魏和蜀汉是不是也会延续齐鲁的不同国运呢？

或许还真有类似的地方。曹魏虽然日渐强大，但却还灭亡在蜀汉的前面，司马代魏与田氏代齐何其类似；蜀汉虽然没有出现权臣，但蜀汉的衰落比鲁国更加的肉眼可见，蒋琬费祎死后，蜀汉的人才几乎断层。

那么，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否跟曹操和诸葛亮不同的用人方针有关呢？或许曹魏的贾逵父子和蜀汉刘巴魏延等人的案例能帮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先说贾逵父子。贾逵是位军政干才，对曹氏十分忠诚，也深得曹操、曹丕、曹叡三代人的信任。临死前，贾逵还感慨说，“受国厚恩，恨不斩孙权以下见先帝”。

言犹在耳，其子贾充出仕不久，就成了司马氏的忠实拥趸，在司马代魏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遍翻史书，也找不到贾充为何变节的充分理由，换句话说，曹魏政权并没有亏待贾充这位功二代。

实际上，曹丕上位后，采纳陈群的建议，采用“九品官人法”作为人才选拔的方针，说明其已经改变与士族的对立，想向士族示好。

然而，曹操时代的”唯才是举“为曹魏留下了巨大的阴影”：那些因”唯才是举“招揽而来的开国功臣们，一旦曹魏宗室失去了对他们的力量压制，他们中的很多人对曹氏的忠诚甚至难以维系到下一代。

贾充的案例并不是个例，荀顗（荀彧之子）、蒋济、钟会（钟繇之子）等人效忠司马氏，说明了当时曹操的“功二代”们，几乎是集体变节。而这种现象的源头，与曹操结怨士族、以及他选择的“唯才是举”不无关联。

再说蜀汉。在刘备时代，荆州有一个人叫刘巴，他费尽心机，从荆州辗转南中、益州，想要越过刘备控制区北投曹操，然而听说他有才，刘备严令不得伤害，最终感化了刘巴为其效力；还有一个人叫魏延，他平素爱说点大话，也不善于与人为善，但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刘备放手任用他镇守北大门-汉中，使得一颗将星崛起。

然而，魏国不断有邓艾这样的后起之秀崛起，而蜀国在诸葛亮之后，李魏这样的传奇故事似乎再没有出现过。第一代功臣们死后，功二代们掌握了蜀汉军政实权，一个个看起来都中规中矩，对蜀汉也很忠诚，但似乎总是缺少了点什么。

“你不坏，但是毫无用处”，这句话用来形容蜀汉最后十年里，许多掌握军政实权的官吏们来说，再恰当不过了。

在《三国志·诸葛亮传》所附的诸葛亮之子诸葛瞻的传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每有佳政，虽非瞻所建倡，百姓皆传相告曰：葛侯之所为也。然而，诸葛瞻的实际能力却“内不能制黄皓，外不能制姜维”，“智不足扶危，勇不足拒敌”。

蜀汉人才的鼎盛期，只有刘备称汉中王的那一两年间

这同时也说明，蜀汉的最后时期，人才有多么的缺少，“佳政”是多么的匮乏，以致于人们要将希望寄予在诸葛瞻的身上。但这并不是说，蜀汉地狭人稀，没有人才，比如罗宪。

诸葛亮的“尚德为先”，使蜀汉成为了三国之中唯一一个没有出现权臣的政权，威胁君权的那种。但在“尚德”和严厉的蜀科框架之下，几乎只有荆襄士族的功二代们等极少数人能有充分展示的舞台，而许多如罗宪一样的才干之士，却得不到伯乐的赏识，只能在野草荒郊间埋没了一生。

而蜀汉，也就同样不可避免的走向了衰亡。

子彧说

事实上，“唯才”还是“尚德”，这或许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选择题。曹操和诸葛亮的实践或许说明，唯才是举可以令自己强大，但却要承担未来不可控的风险；而尚德为先能将不可控的风险降到最低，但却是在沉默的泥淖中慢慢滑向深渊。

“德才兼备”可望而不可及，但一艘行驶在海上的巨轮，一段时间选择更加倚重东风，一段时间选择更加倚重西风，却是可能的。一个理智的掌舵者，总是会在摇摆中，不断的修正自己过于偏激的方向。（完）

文/子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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