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家
汪晶晶
在我的家乡，孩子们都管外祖母叫家家，和北方方言中“姥姥”是同义词。
我童年时代有许许多多美好的回忆就是和家家的名字紧紧地联在一起的！
（1970年家家虚岁九十，我和家家）
（1970年我，家家和从小带我长大的老保姆，刘妈，哥哥摄）
我是在一个差不多有十来口人的大家庭中长大的。那样规模的家庭在今天的中国是濒于绝迹了，而在我的童年时代，那却是极普通极普通的！
那时共产党刚刚打下天下，对有一技之长的知识分子还相对宽容，作为名医的父亲，因此能得到比当时共产党的省委书记还略高的工资。
一九五五年货币改革，实行新的工资级别的时候，我的家乡，长江中游“九省通衢”的W市，物价实在是低得诱人！一毛钱人民币居然能换到四枚鸡蛋，父亲一个月的工资竟能买到一千斤猪肉或六千斤大米！也许是家庭环境的宽裕，也许是父母天性中已有的孝道，我的奶奶和家家，两位晚年寡居的老人，从我们兄妹四人降临人世时起就一直住在我家。
奶奶和家家在性格，举止，乃至容貌上都有极大的差异 —— 奶奶清秀，瘦小，恬静，细腻；家家却丰满，健壮，豁达，粗旷。也许正是性格和生活情趣上的互补，她们竟平安，和睦地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直至先后离开人世……
家家和毛泽东活着的时候一度极受推崇的那位鲁迅先生同庚，是一八八一年出生的。家家的父母，只是那个时代的普通农民。但家家对她自己父母的感情却十分深厚。
童年时代，我曾不止一次听家家用极自豪的口吻讲述自己的父亲，末了，总要加重语气说：“湾子里……那么多人，只有他能推着独轮车到河南去贩枣！……上河南呀！啧！啧！”
我那时年幼，尚不知河南在何方，受家家的感染，对这位能上“河南贩枣”的太家公（即母亲的外祖父）颇为肃然起敬。许多年后，在小学的地理课中，我才万分失望地得知，河南……竟是我家乡的邻省，坐火车半天不用就能到！
不过一百多年前，在既无飞机，火车，又无高速公路的情况下，能推着独轮车上河南贩枣，至少在湾子里的芸芸众生中算得上是一个壮举了！
家家大约是在她八岁左右被“送”到外祖父家去当童养媳的。她曾再三强调，父母根本没有“卖”她，只是“送”她去的！因为那年家家娘家湾子饥荒，而外祖父家收成却稍好，父母怕饿着她，才“送”她去的！
上小学的时候，为了了解“万恶的旧社会”，我曾多次试图启发家家“忆苦思甜”。不幸家家的“阶级觉悟”极低，她虽然承认童养媳的生活谈不上幸福，有过吃野菜和吃不饱的时候，但却一口咬定并无人剥削，压迫她；而要她说是“牛马不如”，那简直就是昧了天地良心！
家家性格豁达，乐观，她甚至对自己的那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颇为满意，因为外祖父不仅只比家家年幼一岁，还是湾子里若干后生中“最体面”的一个！对外祖父自己的祖父，祖母，家家更是毕生都怀着深深的感恩之情，这两位老人居然允许年幼的家家不戴裹脚布下田，使得家家得以保留一双比同龄女性大得多的脚。一直到八十多岁，家家还能利索地行走，甚至能自己到菜市场买菜，到粮店买米……
在十八岁“圆房”之后的二十多年间，家家一口气生了十三个儿子！在那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年代，那不仅是耀祖光宗的德行，简直是石破天惊的壮举了！但家家自己并不满足，她下决心还要生一个女儿。
四十岁上，家家最后一次怀孕了。
那时外祖父已在省城教书多年，家家最大的那个儿子，我的大舅，也已大学毕业，戴上了哲学博士的桂冠。
（我的外祖母王张氏，张马大，原名张兰英，1881-1974，摄于1923年，时年43岁）
（我的外祖父王粹轩 1881-1946，摄于1923年，时年43岁，为武昌文华中学国文教员）
（我的大舅王振华，出生于 1900年，大约1930年因患肺结核英年早逝，摄于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武昌文华大学神学院任教之时，时年23岁）
临产前，家家接到她母亲病危的消息回到娘家。垂危的母亲询问女儿有何重要口信要直接捎给阎王。家家向母亲哭诉了还想要一个女儿的愿望。家家的母亲安慰家家说，“你为人忠厚，老天爷是会知道的！我到阎王那里也一定为你求情，让他老人家这次派一个玉女投胎……。” 家家坚信自己亲爱的母亲的遗言一定会应验，便把这次一定生女儿的消息提前告诉了所有的亲朋好友。几个星期之后，我的母亲竟如愿以偿地，甚至可以说是奇迹般地降临人世了！
外祖父打破了家乡历来生女儿不请客的传统，设丰盛的家宴招待了全湾子的乡亲……
家家对母亲的溺爱程度是一般常人完全无法想象的，特别是在那个女人还远远没有成为“半边天”的时代！
母亲吃家家的奶一直吃到六岁上小学。到八岁上，母亲还不愿上床，而坚持要睡比自己身高已略短的摇篮，并一定要听着家家所哼唱的含糊不清的催眠曲才能入睡。母亲十六岁那年，日本人打到了我的家乡，学校不是关闭，就是迁走了。家家和外祖父可以回到乡下，而母亲却必须由八舅带着到后方去念书。母亲就是在那一年才学会怎样自己给自己梳头和洗澡的……。
（我的母亲王令仪教授，医学博士，1921-2008，摄于1939年四川乐山，时年18岁）
家家生活的时代，传统的中国文化还没有像在大陆中国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岁月中那样从根上被斩断。家家的一辈子便得以在后来被称为“彼岸意识”和“超自然力量”的威慑和约束之下度过。但和同时代人相比，家家的宗教信仰却比较复杂。童年时代在娘家时，家家是虔诚的佛教徒。家家似乎并不太清楚究竟谁是佛教的祖师爷，但这并不妨碍她在某一特定的时候严格地“吃斋”，也不妨碍她在某一特定的日子里去买某一特定的活物到某一特定的寺庙里去“放生”。更重要的是，家家毕生都严格地奉行着积德行善和勿以恶小而为之的行为宗旨，她坚信老天爷在冥冥之中监视着芸芸众生的每一个最微不足道的举动！
年岁稍长，家家结识了一位传教士。这位传教士是到外祖父家的湾子里去传教的，还是大舅在省城上大学时神学系的教授，我不得而知。但此人一定是一位慈祥，耐心还极有口才的人，而且还一定能说流利的中文！
且说这位传教士有幸认识了家家之后，便热情洋溢地向家家宣讲《圣经》。传教士告诉家家，耶稣基督他老人家……本来完全可以像所有正常人一样，幸福美满地生活。但他却一心为公，为了拯救不幸一生下来就犯了“原罪”的全人类，他自觉自愿地趴在那窄窄，硬硬，冷冷，黑黑的十字架上受苦受难……。
家家听后激动得热泪盈眶 —— 既然这位容貌干瘪的耶稣基督和那位胖呼呼的南海观世音一样大慈大悲，再信一个基督教又有何妨？于是，家家即刻就变成了虔诚的基督教徒。那位传教士便郑重其事地送给家家一枚银质的十字架。
半个多世纪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作为当过童养媳的、“苦大仇深”的、雇农的女儿，家家在我们家住的那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牛鬼蛇神”的楼房中竟变成了难能可贵的“劳动人民”！
那枚“封资修”的十字架便因此得以逃过“横扫四旧”的熊熊烈焰而被我“珍藏”至今。
传教士千叮咛，万嘱咐，要家家一定要坚持每个周末到教堂去做“礼拜”，积极，主动，并定期地向上帝他老人家“汇报思想”。
末了，传教士提出，要给家家改一个名字。
家家娘家姓张，出嫁时大名叫兰英。在汉字没有简化之前，那个“兰”字属于几乎是最难写的几个常用汉字之一！家家一直为许多读过书的人都不能轻易地写出她的名字而骄傲自豪。但那个传教士却提出要把家家的名字改为“马大”。
和雅俗共赏的“兰英”相比，“马大”显然是一个中国人不易接受的，既难听又咬口的名字。家家起初不太愿意，她告诉传教士，湾子方圆几十里地的人家，没人起这样古怪的名字！传教士并不气馁。他循循善诱地向家家解释了一番《圣经》中的人物，最后告诉家家，据考证，“马大”是圣母玛丽亚的姐姐！
家家扳着手指算了一下“辈分”，—— 既是圣母玛丽亚的姐姐，就应该是耶稣基督的姨妈。改这样名字……，在中国人看来，简直是公开地犯上作乱，大逆不道！但洋人心平气和的，似乎完全不在乎这些。既然改一个名字就能变成“圣人”的“姨妈”，那又何乐而不为呢！家家欣然应允了！
从此，这个古怪的名字便伴随着家家走了半个多世纪，并至今仍保留在我们家最古老的户口簿中！虽然家中任何人 —— 包括父母那两位各自喝了七年洋墨水的医学博士和我这个喝了六年洋墨水的哲学博士 —— 在一个漫长的时间中都不知道，耶稣基督他老人家究竟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名叫“马大”的“姨妈”！
很多很多年之后，为了理解一个宗教意义上的词汇“复活”究竟是什麽意思，我临时抱佛脚地学习了一下《圣经》，这才从《约翰福音·1-14》中偶然读到，圣母玛丽亚竟然真的有个姐姐名叫马大！
家家实际上从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起，就是个“城里人”了。但是她却始终留恋着她童年和青年时代在乡间渡过的那种鸡犬之声相闻的田园生活，并毕生都保持着许多只有农妇才有的纯朴，节俭的生活习惯。她老人家从不丢弃任何“还有用”或“还能用”的东西，包括燃过的火柴棍！这一习惯严重地影响了我们全家老小的生活，使得我们家的住房面积无论多大总显得拥挤不堪！
我的父母都是学医的，家中的饮食卫生因此有着十分苛刻的条例。其中一条是不允许我们生吃任何东西，哪怕是生吃瓜果也必须将其像医院的注射器那样消毒！就连皮蛋（或称松花蛋）那种不生吃不足以显示中国烹饪技术之精妙的东西，到了父母手中也不是清蒸，就是油煎！
清蒸或油煎之后的皮蛋，常常让家家不忍目睹！
对父母那一套十足洋化的生活作风，家家口中不说，心中却是颇不以为然的！她老人家为了节约用煤，常常在水只是发出响声还远远没有沸腾的时候，就把水壶从炉子上提下来，灌进暖水壶。
背着父母，家家常常给我们念叨，“不干不净，吃了才不生病！进嘴的东西太干净，就不养人了！”
我的家乡是水资源十分丰富的鱼米之乡。天热的时候，大街小巷，莲藕，菱角和荸荠，比比皆是。家家有时也买回一些荸荠让我们解馋。父母一看荸荠便如临大敌，每每严厉地叮嘱家家，说荸荠……是一种特别脏的东西，从显微镜下看，上面甚至能有姜片虫卵！蛔虫卵和其他致病菌就更是多得没法数了！根据父母的指示，荸荠必须洗净之后在百分之零点一的高锰酸钾溶液浸泡三十分钟（那种淡红色的消毒液常被家家十分形象地称为“苋菜汤”！），然后用凉开水冲三次，再削皮，才能生吃！
这样繁琐的消毒程序，家家当然不会老老实实地执行。她老人家首先就根本不知道显微镜为何物；其次则压根儿就不相信，本身比姜块还小的荸荠上会长出姜片那大的虫！父母上班以后，家家将荸荠洗净，削掉皮，在我们大吃生荸荠时，她则将削下的荸荠皮吃得精光！
要说起来，家家朴素的养生之道真的是不乏科学性 —— 她老人家这辈子就没怎么吃过干干净净的东西，但却几乎从未病过。常年在饮食方面的“不干不净”，使家家能培养出远高于常人的免疫力，从而在机体上真的“干干净净”了！
家家在“新社会”生活了几十年，但思想上却始终“跟不上形势”。母亲曾徒劳地教过家家若干次，希望家家能不再继续使用先生，女士，太太，小姐，夫人……，这些“过时”的称谓；而代之以那个在大陆中国风靡一时，男女通用，老幼咸宜，庄严肃穆的中性名称“同志”。
家家却误以为那是她童年时代早已“英年早逝”的那位皇帝同治！
一直到离开人世，家家都没忍心用那两个让她一想起来就肃然起敬的字！
记得那时煤店的服务态度比后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好得多！每次顾客订的煤，都是送货上门，还帮你在厨房一一码好……。
给我们家送煤的是一位韩师傅。
每次韩师傅来送煤，家家总要亲亲热热地叫一声“韩老板”，并总要客客气气地问一番煤价天冷了会不会涨，店里的生意好不好，末了还总要劝韩师傅莫要拼着命做活，凑够了工钱就算了……。
那位韩师傅是个脾气特别好的人，他常常不厌其烦地向家家解释，“如今……，炭场和煤铺都是公家的；送多送少，天冷天热都一样！”
家家对世道的这种莫名其妙的变化常常百思不得其解，只能私下对母亲叨叨，“国民党的公家小，只管海关，铁路；共产党的公家大，连炭场，煤铺都是公家的！”
母亲心中则觉得万分对不起那位韩师傅，暗自害怕有一天家家称呼的“韩老板”传到店里，党和人民会误以为明明是工人的韩师傅是个资本家！
谁也没想到，家家驾鹤西去不过短短几年，原来变得让家家莫名其妙的那个世道，悠忽一下又完完全全地变了回来！
在后来的那些岁月中，轮到母亲自己“跟不上形势”了！
母亲常常因为把那些做梦都在想当“老板”的人误称为“师傅”，或者想当“小姐”的误称为“同志”，而挨白眼，自己还百思不得其解！
家家若有知，真的是会含笑九泉了……。
家家这辈子从未上过一天学，靠着外祖父和大舅的“诲人不倦”和她自己聪慧的天资，她竟能摸摸索索地认识七八百字！连猜带跳，家家不仅看完过《西游》，《水浒》，《三国》和《红楼》；还能一事一人不拉地讲《说岳》，《杨家将》和许多《三言》，《二拍》中的故事。
童年时代有许许多多宁静而美好的夜晚，我就是在家家的故事声中走入梦乡的。梦中，我见过大鹏金翅鸟啄那只由秦桧的夫人王氏变成的打屁虫；见过白蛇和法海在金山寺前的鏖战；也见过忠厚的关云长，手持青龙偃月刀，站在皇嫂门前彻夜不眠……
多少年后，当我这个文科的学生有缘重读那些中国古典文学的名著时，我才惊讶地发现，书中的许多文字描述，其实十分简单，甚至平淡，并不那么吸引人。是家家用她那形象，生动的口语在不知不觉之中进行了再创造，把那些几行字就能一带而过的情节栩栩如生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把儿时我那些将伴随我终身的梦境，装扮得绚丽多姿，金碧辉煌……
假如名不见经传的我，有一天也敢于向那些大师们仿效，用谦恭的词语感谢自己文学道路上的启蒙人的话，我的家家……真该是我当之无愧的启蒙人！
家家对读书人格外敬重，因而也把读书本身看得十分神圣。
我的童年是在《社会主义好》的歌声中度过的。那时的老百姓不仅是相信，也是真心希望共产党能救中国。父母那一辈的知识分子中究竟有多少人真心热爱共产党我不得而知。但是“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却是摆在他们面前无法否认也无法回避的事实！除了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老老实实地去参与“建设社会主义”，你别无其他选择！
我的父母，和那个时代中百分之九十的家长们一样，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时间和精力，像今天众多的，望子成龙的新一代父母那样，全力以赴地关心孩子们的学习。他们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准确地判断，我们兄妹四人谁正在念第几年级！监督我们按时上学，听老师的话，并认真地做作业的，常常是家家！
小学时代，我们兄妹四人几乎没用过百货商店中卖的那种正经的书包。我们的书包都是家家一针一线，用小碎花布精心地拼成的。用那种小碎花布，家家还拼过床单，被套，桌布，窗帘，枕套等等。
我们家生活的那个高雅，洋气的大学校园环境和家家近乎原始的审美趣味，常常形成让父母难堪不已的强烈对照，家家却始终浑然不觉。
做作业的时候，家家不仅常常陪伴着我们，有时还津津有味地阅读我们的语文课本。碰巧有闲暇的时候，家家还会教我们背一些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在大陆的主流文化中失传了的歌谣。
其中一首是描述中国旧时代十八个省份的地理风貌的。
外祖父生前曾将那歌谣写在一张手帕上，家家以后又自己用丝线绣了一遍。
那首歌谣是以
“浙江千里到长安，
天下终南第一山。
山西古名秦晋地，
天心地胆在河南”
开始的。
末四句尤为精彩，我至今还能背诵：
“一十八省都走遍，
五湖四海任游玩。
诸君若问何方好，
腰内少钱到处难！”
家家最讨厌的事是学校不正经上课，而让孩子们拔草，打苍蝇，捉老鼠……。“……城里本来就没有几棵草，还拔个麽草？学校的先生不教伢们读书认字，倒教他们学打苍蝇！这简直是糟蹋父母的钱财！” 家家常常这样忿忿地抱怨。
在家家看来，读书是读书人家孩子们的本分。上小学等于是考“秀才”；中学毕业就是“举人”了；上大学等于是从前的“进京赶考”；熬到大学毕业就算是“金榜题名”的“进士”，只有到了那一天，孩子们才算是“修成正果”！
然而，家家！我们亲爱的家家，却终于没能看到我们兄妹四人“修成正果”的那一天！
（1970年，我，学礼哥和家家。那一年家家虚岁九十，八舅最小的儿子，学礼哥，回汉探望祖母。学礼哥1964年高考，云南省理科总分第三，且有那个年代的“稀有生物”，奥数奖牌。却因八舅的“摘帽右派”而无法上大学。八舅一直到离开人世都觉得是自己害了儿子。家家自然无法明白个中缘由。她安慰学礼哥来年再考，学礼哥只能苦笑。）
文化大革命那些史无前例的悲惨日子是令人不堪也不愿回首的。我们兄妹四人，从六九届初中到六八届高中竟无一人能幸免于知青的命运！
那时最大的愿望是回城工作，哪怕只能当一名扫马路的清洁工！至于上大学，那几乎成了连梦境中都不会出现的东西！而上大学对读书人家的孩子来说，原本并非什么奢侈品，而只不过是生活的必经之路而已！
每当我们前途茫茫，心情沮丧之时，家家总是企图用她那特有的乐观和豁达感染我们。
“你们的家公（即外祖父）和你们一样，也算是生不逢时，只考了个‘拔贡’（‘拔贡’和‘秀才’平级，属恩科。在按惯例进行的乡试中考中的人称‘秀才’；在皇帝诞辰时特赐的乡试中考中的人称‘拔贡’，家家如是说！），科举就废了！但他才学好，人品好，还不是当了一辈子教书先生，耀祖光宗！”
说完，家家满足地笑了。
而我们兄妹却禁不住在心头为这位未曾谋面的家公深深地庆幸，庆幸他老人家未能活到一九四九年之后！倘若亲身经历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教书先生”们的生活，他老人家恐怕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耀祖光宗”那样良好的自我感觉了！
家家是在七十年代中期离开我们的！
假如把后来西单民主墙的被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以及六·四……不算作那场文化大革命的延续的话，可以说，家家是在文化大革命行将结束之时辞世的！
家家这辈子没做过什么显赫的大事，因而不大可能上北戴河一类的地方去疗养，也无缘享受气功师们延年益寿的招术。她老人家生前从未有过高干保健医疗证一类的东西，自然也无缘服用任何滋阴壮阳的补品。就连后来寻常百姓家都比比皆是的人参蜂王浆一类，她老人家都不知为何物！
靠着老天爷赐给她的健壮体魄，靠着自己乐观豁达的天性，她走过了漫长的九十三年的人生旅途。
家家这辈子，经历过中年失子，老年丧夫的痛苦；见识过光绪、宣统、北洋军阀、蒋介石、毛泽东，五个王朝的兴衰，算得上是饱经沧桑而“躬逢盛世”了！
对家家的无疾而终，家人中除母亲之外，极少有人悲痛欲绝。大多数后代子孙们甚至对她老人家身历那么多兵荒马乱，到头来竟还能以高龄“寿终正寝”，暗暗表示惊讶和羡慕！
只是到了若干年之后，当一个崭新的王朝在大陆中国悄然兴起的时候；当我们兄妹在而立之年前后，沐浴着高考恢复的春风，终于被允许踏入大学那块神圣的殿堂的时候；我们的心头，才偶尔会掠起一丝淡淡的悲哀 —— 我们慈祥，善良，健康且高寿的外祖母，竟然没能亲眼看到我们兄妹的“大器晚成”和“修成正果”！
（1983年夏，我们兄妹四人分手，送二姐二姐夫赴京工作兼送我出国留学。后排左起大姐夫，哥哥，二姐夫。前排左起大姐，我，二姐，嫂子。其中五人是七七级和七八级毕业生，除我之外均已成家。家家活着，一心一意只盼着我们兄妹，第一能上大学，第二能早早成家。不幸这两点她老人家都没看到。）
而假如遇上风调雨顺，歌舞升平的盛世，她老人家本来是完全应该，也完全可能看到的……。
难忘你！我亲爱的外祖母！我的家家！
1991年7月
外祖母一百一十周岁冥诞前夕
写于德国不来梅
（原载《莱茵通讯》1991年第4期）